《校邠廬抗議》是馮桂芬的政論代表作。“校”即校訂。“邠”為商、周時期邑名，因周太王棲身在邠，對進侵之狄行寬仁之道而知名，故“邠”成為對外履行寬仁之道的代稱。“校邠廬”三字連用是馮桂芬開創，也是他的居處名。以《校邠廬抗議》為書名表達了馮桂芬對清當局一味讓步交際政策的批駁立場。書中提出的“中體西用”思惟，是洋務活動的實際綱要。
馮桂芬（1809—1874年），晚清政論家，字林一，號景亭，吳縣（今江蘇姑蘇）人。19歲中秀才，24歲中舉人，32歲中榜眼，授職翰林院編修，曾師從林則徐，進李鴻章幕府。他平生重視經世致用之學，提出了很多救國救平易近的改造計劃，在思惟發蒙、興學重教、減賦為平易近等方面頗有建樹。
國度年夜義、惟善是從的政治主意
清代早期，鴉片戰鬥后內奸環伺，平易近族危機愈發嚴重，“救亡與發蒙”成了時期主題。身為文人士子，馮桂芬懷揣著“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”的品德幻想，用紙筆書寫救亡圖存之路。在林則徐及友人魏源、姚瑩的影響下，馮桂芬開端對東方情形有所追蹤關心和清楚。咸豐十年（1860年），承平天堂活動愈演愈烈，羈寓上海四年租界的生涯，使他對東方軌制文明有了更深刻的清楚。此時的馮桂芬，曾經甦醒地熟悉到東方列強環伺下中國的危機。他在《籌國用議》中指出，“乃自五口互市，而全國之局年夜變”。
恰是在如許的汗青佈景下，馮桂芬完成了《校邠廬抗議》。《校邠廬抗議》完成于咸豐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初稿四十二篇，全書從政治、軍事、交際、經濟、社會、教導各方面論述了馮桂芬的變更思惟，明白提出“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底本，輔以諸國強盛之術”的不雅點，推進了晚清中國走向古代化。戊戌變法時，光緒天子曾命令印刷1000部，將其作為百小樹屋日維新時代更始革故的綱要性文件。《清史傳記》卷七十三提到，此書“于經國年夜計，指陳剴切”。馮桂芬的改造計劃可以回納為“復古法”和“采西學”兩類。他的“復古法”并非一味照搬三代之法，而是選擇性地對古法停止挑選改革，使其順應今世社會題目。他又在林則徐、魏源等人的“采西學”闡述長進聚會場地一個步驟成長，提出了“鑒諸國”的不雅點，提倡同等接收西學中的各個強項。為了更好地奉行向東方進修的不雅點，他主意“惟善是從”，提出“法茍不善，雖古先吾斥之；法茍善，雖蠻貊吾師之”。無論古今、不論中西，只需可以或許富國強兵的方式都可以應用。這反應了他勇于檢查本國文明、接收別國文明的積極心態。
興學重教、開啟平易近智的教導主意
要“采西學”“鑒諸國”，就必需要清楚、進修東方，而進修東方說話文字則是第一個步驟。馮桂芬深受儒家重教思惟浸潤，提倡進修東方文字，培育博通西學人才，開啟平易近智。《校邠廬抗議》中提到，“今欲采西學，宜于廣東、上海設一翻譯公所，選近郡十五歲以下穎慧文童，倍其廩餼，住院肄業，聘西人課以諸國說話文字；又聘邊疆名師，課以經史等學，兼習算學”。他不只主意興學重教，更是躬身力行。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他以幕僚成分向李鴻章提交《上海建立同文館議》，提出招收14歲以下兒童進學，研讀本國說話及天然迷信，以“求博通西學之才，儲以濟變”。上海同文館最後擬名“上海內國說話文字學館”，其后正式命名為“進修本國說話文字同文館”，簡稱“上海同文館”，由馮桂芬擔任總體計劃扶植，擬定《章程》十二條，規則了辦學主旨、講授方針和講授方式等外容。在晚清中國三所官辦外語黌舍（京師同文館、上海同文館、廣州同文館）中，無論是從外語水平仍是從培養交際人才來看，均以上海同文館成效最年夜。這些成績的獲得與馮桂芬奠基的傑出開始有很年夜關系。對此，李鴻章上奏稱：馮桂芬“謀設上海廣方言館，務求博通西學，高見宏議，足裨軍國教學而重長遠”。
四方奔忙、減賦為平易近的主意
《校邠廬抗議》主意改造漕運、減稅均賦，開墾東南、興建水利。這一主意的提出和他的家庭教導、生涯周遭的狀況互相關注。江南自古錢糧沉重，姑蘇、松江、太倉三地錢糧最重。平易近國《吳縣志》記錄，“畝稅幾二斗，較他省多至一二十倍，較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、連接之常州府多三倍。自道光以來，積年緩征分數蘇屬全漕一百六十萬（石）”。對于因錢糧過重而給姑蘇蒼生帶來的磨難，他深有感觸感染，是以，為故鄉國民奔忙呼吁減賦成了他的“生平年夜愿”。咸豐三年（1853年），守制在籍的馮桂芬屢次致書時任江蘇巡撫許乃釗，提出“均賦”主意，提倡紳平易近一概，避免賄賂通融，根絕紳衿積欠。咸豐十年（1860年），馮桂芬以減賦事上書曾國藩，獲得首肯，代曾國藩、李鴻章草擬了《請減蘇松太浮糧疏》，陳說了蘇松太重賦的前因后果，誇大了減賦的主要性、需要性。終極，蘇、松、太三地減錢糧近三分之一，常、鎮減賦近非常之一。減賦的促進，使兵燹之后的江南蒼生獲得了療養生息。李鴻章評價：“此數端于朝廷為年夜政事，于江蘇為年夜教學場地短長”。江南人沒有忘卻馮桂芬在減賦方面的好事。光緒十年（1884年），姑蘇人陶煦在《租覈》一書中寫道：“吳馮氏桂芬所撰《顯志堂集》，其均賦諸篇，暨潘黻庭壽序，有慨乎其言之，蓋欲取那時鉅細戶不均之賦而使均。誠厚平易近之盛心也，乃世顧不道其均賦之善而獨以減賦事嘖嘖不往口何哉？馮氏之擬疏減賦也，反復較計，情詞懇惻，得以乞朝廷汪濊之恩，三分減一，皆疏之功也。”
馮桂芬先后教于惜陰、敬業、紫陽、正誼等多家信院，構成了校邠學派，努力于研討經世致用1對1教學之學，培育出來的門生吳年夜澂、王頌蔚、葉昌熾等在文學、訓詁學方面行之有效。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，受姑蘇知府李銘皖聘請，馮桂芬在家開設修志局，纂修《姑蘇府志》，擔負總纂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馮桂芬因病去世，享年66歲。李鴻章為其撰寫的墓志銘如許總結了他的平生：“均賦治河，運籌決勝，條變畫奇。舒古琳今，齡謀晦斷，一身兼之。不榮于祿，而富于書，浩博無涯。我銘躲幽，君書活著，其傳奚疑？”而馮桂芬“惟善是從”“開啟平易近智”“減賦為平易近”的諸多理念，也完全浮現在他的政論代表作《校邠廬抗議》中，以饗后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