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害詞：《論語》雜志
《論語》半月刊是二十世紀三十年月的明星雜志，1932年9月16日創刊于上海，1937年8月因周全抗戰迸發而復刊，五年間出刊一百一十七期。抗克服利后，又于1946年12月1日停刊，至1949年5月16日終刊，停刊后出書了六十期。存續時光之長、作者之多、讀者之眾，揆諸平易近國時代的中國文藝期刊史，實屬鮮見。學界曩昔對《論語》雜志的研討已有很多，但其倡議與出書之初的若干要害史實，當事人雖留下不少“年夜致雷同又不盡雷同”（陳子善師長教師語）的回想，卻仍有含混不清之處。筆者測驗考試從頭梳理《論語》出書史料，就此中若干史實加以考述。
《論語》半月刊第十期、第十二期封面
誰倡議了《論語》？
關于《論語》的出生，倡議人之一章克標暮年寫過多篇回想文章，各篇所述年夜致雷同而細節略異，是后人諸多《論語》創刊敘事之所本。代表性的記敘，見于其回想錄《世紀揮手》：
那時曾經是炎天了，很多伴侶早晨到邵家閑談，時方熱天，一面乘涼一面閑話，大師提出要出一本雜志來消消閑，發發怨言，解解悶氣，是“同人”刊物的樣子。好在邵洵美開有時期書店可以代為刊行，傾銷沒有艱苦……林語堂作為主編，是大師推定的……說大師一共才十來小我，必定在十五人以下的，是誰是某，我已記不清了。后來《論語》上公然頒發出來列名“特約撰稿人”的，共有幾位，我也忘了。似乎是在首頁論語的小題目上面，分紅三列排著隊的名字，但也不滿是現在的倡議人，並且像我本身還把筆名“豈凡”也寫上往占了一個地位，可見人數是未幾的。此刻所能想得起來的，除林語堂、邵洵美之外，只要李青崖、沈有乾、全增嘏的名字了。想來那時在編《時期畫報》的張光宇、正宇兄弟，必定會餐與加入夜晚乘涼茶話會的，但他們不寫文章，潘光旦、葉公超級人在北京，以后才約請來的。有兩位年夜學才結業的青年伴侶，周壬林和顧蒼生，有時也來餐與加入乘涼晚會。（章克標《世紀揮手》，海天出書社1999年7月版，173-175頁）
在另一篇有關《論語》創刊的文章里，章克標亦提到準備會的介入者，名單與前述稍有分歧：
我們在邵洵美家客堂里，早晨閑談時，大師約定要出書一個刊物。開端除邵、林外，只記得有李青崖、全增嘏、沈有乾、林微音及畫家張光宇三弟兄等；而潘光旦、葉公超很多人，都是后來約請來的。（章克標《林語堂兩則》，《章克標文集》下，上海社會迷信院出書社2003年1月版，394頁）
由上可知，《論語》創刊前，應當有過不少于三次的準備商談，地址在邵洵美家的客堂。歷次商談的與事者，并不完整分歧。最後即餐與加入的，有邵洵美、林語堂、章克標、全增嘏、沈有乾、林微音以及畫家張氏兄弟，而潘光旦、葉公超級報酬后來參加。世人推薦林語堂為主編，出刊刊行則放在邵洵美開設的時期書店。但是當事人的暮年回想，乃是一種隔代建構，我們在援用之時，需仔細訂正。
其一，《論語》創刊之際，邵洵美開設的并非是“時期書店”或“時期圖書雜志公司”，而是“時期印刷無限公司”。1932年出書的《時期》畫報第三卷第二期上，有時期印刷公司于昔時9月1日揭幕的先容及照片。林語堂在自傳中說：“我在上海辦《論語》年夜賺其錢時，有一個印刷股東以為這個雜志應該回他一切。”（林語堂《林語堂自傳》，江蘇文藝出書社1995年9月版，93頁）印刷股東即指邵洵美，林語堂此語雖意在暗諷，卻也點明邵彼時的財產地點。而《論語》初期的代表刊行方，則是邵洵美所進資的中國美術發行社，其改組為“時期圖書公司”，在1933年11月。
其二，一如章克標本身所言，他所開列的倡議人名單出于含混的記憶，未必確然。幾個細節：張正宇那時的名字是張振宇，正宇為后來所改；林微音的名字僅見于《林語堂兩則》一文；而林語堂1933年憶及《論語》倡議人，只舉出全增嘏、潘光旦、李青崖、邵洵美、章克標，不見他者。“《論語》地皮歷來完整完整公然，所謂‘社’者，全、潘、李、邵、章諸師長教師配合倡議援助之謂也。”（林語堂《與陶亢德書》，《論語》第二十八期，1933年11月1日出書）
其三，章克標列出的倡議人中，以文人居多，只要張光宇、振宇兄弟是畫家。但二人并不寫文章，他們在《論語》準備中的腳色若何，僅僅是乘涼說話的階下囚，仍是現實介入了創刊，章之回想就有些語焉不詳。是以，畢竟有哪些人倡議了《論語》，辦刊的動由於何，還需引證其他史料來加以判定。
謝其章師長教師寫過一篇《〈論語〉之初產生了什么》（支出《繞室觀光記》，商務印書館2016年8月版），此中援用了章克標寫于1934年的《林語堂師長教師臺核》一文。此文因彼時的章林牴觸而作，對林語堂多有筆伐。這樁公案有關本文，故不睜開。可貴的是，章克標在文中表露了不少《論語》的準備“內情”，可與其暮年論述相映證：
最后一次的準備會仍在洵美家中舉辦，除語堂、增嘏、光旦、青崖、達夫、斯叫外，另有畫人光宇振宇文農等多人，大師決議辦一個刊物……且在創刊那時，畫人與文人中心已起了看法，簡直決裂，語堂且有憤激之編后語，雖被刪往，但棄置之封面上還有事印著一個尾巴的……畫人與語堂之看法，雖經洵美之調停，終不用除，當時語堂只得央一俄人作畫，又自洋報剪取，以點綴門面，計亦良苦。稍后方有六平嘉音靜生等投稿，但光宇則抱定主旨，不為《論語》作畫，直到《論語》與時期和他有直接短長關系時。（章克標《林語堂師長教師臺核》，《旬日談》第三十四期，1934年7月10日出書）
《林語堂師長教師臺核》，1934年
前后比勘，有以下三點值得辨析：
第一，《論語》的準備商談不少于三次，歷次餐與加入者不盡雷同。而《林語堂師長教師臺核》中所開列的名單，出于最后一次準備會，有絕對明白的時光點。既是最后一次切磋，不會只是泛泛而談，所議必觸及創刊的詳細細節，介入諸人應各負腳色，也就更接近于現實的倡議人。
第二，章克標顯明將參會者劃分為兩個群體，一端是文人群體，成員有洵美（邵洵美）、語堂（林語堂）、增嘏（全增嘏）、光旦（潘光旦）、青崖（李青崖）、斯叫（孫斯叫）和達夫（郁達夫），另一端則是畫人群體，包含光宇（張光宇）、振宇（張振宇）、文農（黃文農）。文人之中，孫斯叫與郁達夫不見于章暮年回想，是其回想之疏漏。郁達夫1936年曾言：“《論語》降生的時辰，第一次在洵美的那間會客室里閉會，我也是叨陪末座的一個。”（郁達夫《繼編〈論語〉的話》，《論語》第八十三期，1936年3月1日出書）而孫斯叫，乃是《論語》第一期至第十期的司理，名字列于版權頁。1947年，《論語》戰后停刊一周年，邵洵美寫了一篇編纂漫筆，此中有云：“最先的幾期是章克標師長教師編纂的。后來他為了要專心撰著《文壇成名術》，于是由孫斯叫師長教師擔任。到了十幾期以后，方由林語堂師長教師來接替。”（邵洵美《論語一年》，《論語》第一百四十二期，1947年12月1日出書）邵在林章之外，特殊說起孫斯叫，可見孫與初期《論語》關系殊不淺。
第三，張氏兄弟等畫人不單介入了《論語》準備，且擬與林語堂一起配合，為《論語》作畫，卻因兩邊不測掉和而未成。關于掉和之因，謝其章師長教師已有剖析，這里不再贅述。但張氏兄弟之于《論語》創刊，另有另一層意義——雜志的刊行。《論語》初期的刊行，由張氏兄弟執掌的中國美術發行社代表。換言之，縱使內在的事務上的一起配合決裂，二張仍以刊行方的腳色介入了《論語》創刊。
基于前引資料，《論語》的倡議人，較為斷定的是以下十一位：邵洵美、林語堂、章克標、潘光旦、全增嘏、李青崖、孫斯叫、郁達夫、張光宇、張振宇、黃文農。令筆者感愛好的是，他們何故會走到一路，聯袂辦刊的銜接點又在哪里？
邵洵美是三十年月海上文壇的寒暄明星，熱衷出書工作。他于1930年10月收束金屋書店，投資中國美術發行社，并介入發行社旗下雜志《時期》畫報編務，隨后斥資購買德制影寫版印刷機，開設時期印刷公司。邵又于1929年進股新月書店，繼而在1931年4、5月直接任新月書店司理。不難發明，《論語》的倡議人，多半與邵之前的出書工作有或深或淺的交集。章克標是《獅吼》與《金屋》同人，邵辦刊的得力助手；潘光旦為新月書店焦點之一，同時還編有一份評論周刊《華年》（1932年4月創刊，出書于上海），孫斯叫、全增嘏、李青崖皆是其作者；張光宇、張振宇、黃文農則是《時期》畫報的中堅氣力；郁達夫早在金屋書店時代已與邵瞭解，兩人在文藝興趣上有附近的愛好，都愛好喬治·摩爾（George Moore）的文章，私情頗佳。陶亢德辭往《論語》主編后，邵洵美請郁達夫接編，足見邵對郁的重視。
卻是林語堂，在準備《論語》之前，與邵洵美并無親密的互動，只在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的運動中照過面。林語堂自1930年7月起，為英文《中國評論》周報編緝“小評論”，每周寫一則英文短評，婉言無忌又幽默瀟灑，在英文讀者中傳誦一時。1931年5月，林以“中心研討院”代表的成分赴瑞士餐與加入國聯文明一起配合委員會年會，隨后在歐洲待了一年，1932年5月歸國，未幾久即有《論語》的準備。《中國評論》周報之于林語堂頗具意義，學者錢鎖橋對此有兩點共享會議室察看很靈敏：其一，林語堂風趣文章的寫作實行，起于《周報》上的“小評論”專欄，是其《論語》文章之先聲；其二，周報由一群受過西式教導的常識精英撰稿并編纂，編委如潘光旦、全增嘏，日后也成為“論語社”晚期焦點成員（錢鎖橋《林語堂傳：中國文明更生之道》，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1月版，96-97頁）。林語堂在回國后成為邵氏沙龍的階下囚，未必緣于國際筆會的情誼，或因潘光旦、全增嘏之牽線。
可以看出，《論語》的歷次準備商談，以邵洵美與潘光旦為銜接點，聚合了一批佈景多樣的文明人，聯繫關係了三份出書于那時的雜志，包含《中國評論》周報《華年》周刊與《時期》畫報。《中國評論》周報群有潘光旦、林語堂、全增嘏；《華年》周刊群有潘光旦、全增嘏、李青崖、孫斯叫；《時期》畫報成員有邵洵美、章克標、張光宇、張振宇、黃文農。題目是，世人何故起意新辦一份雜志？章克標暮年回想道：“時方熱天，一面乘涼一面閑話，大師提出要出一本雜志來消消閑，發發怨言，解解悶氣，是‘同人’刊物的樣子。”《林語堂師長教師臺核》中的說法卻與之分歧。“那時我們想辦一刊物，適逢語堂等也想辦一刊物，于是結合起來同辦，決議有文有圖，首創一格而以帶風趣幽默為主。”（章克標《林語堂師長教師臺核》）兩者比勘，筆者認為后一種說法更接近實情。《論語》的倡議，并非全然出于世人閑談間的一時起意，而包含著兩方的一起配合，一方是“我們”，另一方是林語堂等。兩邊在結合前，各自已有辦刊的意圖。林語堂有志辦一份“風趣”刊物接續《語絲》，自不待言（可參呂若涵《“論語派”論》第一章《從〈語絲〉到〈論語〉》，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6月版）。值得講究的是，“我們”畢竟是指林語堂以外的一切倡議人，仍是指邵洵美、張光宇、張振宇、黃文農等《時期》畫報同人，抑或僅指邵洵美與章克標。從那時諸人的工作軌跡來看，指邵洵美與章克標的能夠性更年夜。潘光旦那時正編纂《華年》，張光宇、張振宇等人的重心在《時期》畫報，未必有開辦新刊的激烈意愿，更多是以友人成分助力準備，如寫稿與繪圖。邵洵美雖掌管新月書店且投資《時期》，但《新月》雜志日漸式微，內在的事務又在羅隆基的主導下偏于政治；《時期》則由張氏兄弟執掌，以漫畫與攝影為刊物賣點，文章的內在的事務卻受限于畫報性質，比擬雜亂貧弱。對鐘情于辦雜志的邵洵美而言，在《金屋》之后新辦一份有作風、有銷路的文藝雜志，是道理之中的考量。此外，由於《時期》，邵洵美身邊集中了張光宇、葉淺予、黃文農等漫畫人才。畫人的介入，可以讓《論語》解脫純文字刊物的窠臼，以圖文互動吸引更多讀者。只是此一構思最後未能完成，畫人在《論語》準備中的腳色也就隱而不顯。
《論語》初期的出書與刊行
關于《論語》的出書方，紹元師長教師在《〈論語〉創刊前后》一文中寫道：“1932年9月，上海時期圖書公司發布了一本落款為《論語》的文藝性半月刊，十六開四十六面。”（紹元《〈論語〉創刊前后》，俞子林主編《書的記憶》，上海書店出書社，2008年5月版）擔負過《論語》編纂的林達祖亦說：“《論語》創刊之時，他（指邵洵美——筆者注）已是上海時期圖書雜志公司的資方擔任人。《論語》就由時期公司出書刊行。”（林達祖《滬上名刊〈論語〉談往》，上海書店出書社2008年6月版，第7頁）上述兩說都有一誤，1932年9月16日《論語》創刊時，時期圖書公司尚未成立，天然不會出書刊行《論語》。掀開《論語》創刊號，版權頁上寫著：主編——林語堂，司理——孫斯叫，總代刊行——中國美術發行社。中國美術發行社是時期公司之前身，也是《論語》初期（第一期至第二十七期）的刊行方。詳細而言，第一期至第十一期，發行社是“總代刊行”，自第十二期起，轉為“總刊行”。這一稱號變更，又聯繫關係著《論語》初期投資人、出書方與刊行方的更迭，其變遷軌跡若何，似為論者所疏忽，值得覆按一番。
《論語》創刊號版權頁，上海書店影印
《論語》在最後，是以“同人刊物”的姿勢呈現的，倡議人有邵洵美等，已如前文所述。世人推林語堂為主編，刊名由章克標擬定。在準備時，《論語》有興趣效仿英國風趣雜志《愚笨》，文章與漫畫并重，故有林語堂與畫人張光宇、張振宇、黃文農一起配合之議。張氏兄弟彼時得邵洵美贊助，出書《時期》畫報，黃文農是創作焦點之一，長于譏諷漫畫。不料林語堂與畫人之間起了過節（可參謝其章師長教師的文章《〈論語〉之初產生了什么》），邵洵美調處未果，兩邊也就一起配合不成。畫人加入之后，其余倡議人決議合資投資《論語》。章克標于1934年記敘了出資、印刷與刊行的細節：
《論語》自畫人分歧作后，乃定大師拿出錢來自辦，共準備1000元，先收500元試出六期，所以那時市上有《論語》只出六期即行復刊的謊言。先由時期印刷所承印，紙張一切均回代辦，刊行也回時期代表。因之大師大家都認定了股子，而現實上一直沒有人拿出錢來過。這時語堂和洵美是年夜股東各占非常之二，其他有一股及半股等。（章克標《林語堂師長教師臺核》）
章克標這段話說得有些繞，假如大師已定股而沒有人真正出錢，那么先收的五百元從何而來？又說：“林語堂和邵洵美是年夜股東各占非常之二，其他有一股及半股等。”這能否意味著總股本為一千元，分為十股，一股一百元。此中，林語堂和邵洵美各拿出兩百元（算計也不到五百元），而小股東們不曾真正投錢。立此存疑。不外縱使小股東只是掛名，《論語》在創刊之初，仍是有一個相似股東會的架構，《論語》最後的主權，應為進股者所共有。再者，既有“試出六期”之議，表白《論語》在創刊之時，眾股東對刊物遠景尚無掌握，需求把持本錢，故在資金投進上有所保存。
1932年9月18日，《申報》上登出《論語》創刊市場行銷，市場行銷首先錄了一段頗具風趣意味的《程子先容》（這一節文章，也常呈現于《論語》封面）小樹屋，領異標新，宣示自家作風，接著是教學場地要目、訂價、編纂人、總代刊行與寄售處信息。但市場行銷還需有刊行收集合力，才幹真正見效。邵洵美那時任新月書店司理，又是《時期》畫報的投資人，開辦新刊，自可應用兩家的資產與資本。《時期》以《良朋》為競爭敵手，遠銷南洋，刊行收集頗為完整。《論語》之發賣，天然會倚仗《時期》的刊行資本。是以之故，中國美術發行社成為《論語》創刊時的“總代刊行”。值得留意的是一個“代”字，表白發行社最後只是《論語》刊行的總代表，而非一切者。《論語》創刊時的出品方，是同人集團“論語社”。社員里面，有倡議人，有股東，有現實投資人，有簽字與不簽字的編纂，有持久撰稿人，有司理。這是《論語》最後的運作機制。
《論語》初期的運營，除了主編林語堂，章克標與孫斯叫也助力不少。章克標假名記者K，為創刊號寫了一篇《編纂后記》，此中有云：“這一期的稿子，由於大師很熱情，來得太多了，原來預約下訂三十二頁的，竟跨越了一半，由於是第一期創刊，就全收了出來，作為特年夜號了。”（記者K《編纂后記》，《論語》第一期，1932年9月16日出書）暮年又說：“林語堂把舞蹈教室第一期的稿件交到時期書店來了，我只好替他加工后送印刷所，校樣也由書店里人初、二校后，才把清樣送語堂家里簽字付印。”（章克標《世紀揮手》，174頁）邵洵美1947年亦談及《論語》初期的編纂情形：“最先的幾期是章克標師長教師編纂的。后來他為了要專心撰著《文壇成名術》，于是由孫斯叫師長教師擔任。到了十幾期以后，方由林語堂師長教師來接替。”（邵洵美《論語一年》）將章與邵的記敘絕對照，邵所言“編纂”，應指校訂與發排等技巧性任務，組稿與欄目design還是林語堂擔任。不外章克標并未在版權頁簽名，列名的是林語堂與孫斯叫。林任主編，孫為司理。主編的任務易于懂得，司理的職責為何呢？對一本雜志而言，單有稿子并不克不及成刊，聯絡接觸印刷所、設定刊行、聯繫市場行銷等事務性任務也不成或缺。由于《論語》草創時是“同人雜志”，不像普通書店辦雜志，各流程都有人員擔任，故專設司理管轄其事，與林語堂相共同。據邵洵美夫人盛佩玉回想，孫斯叫是“羅隆基的先生，是以關系和洵美熟悉，也是位能寫文章的人才”（盛佩玉《亂世家族·邵洵美與我》，國民文學出書社2004年6月版，184頁）。彼時他有不少政論文章，頒發于《華年》周刊。《論語》最後十期的封底，罕見《華年周刊》《中國評論周報》《清華周刊》《交際月報》《新月》一系雜志的市場行銷，必是孫斯叫在此中牽線。
《論語》出書后，敏捷取得讀者承認，創刊號于10月5日重版。這般熱度，天然不會讓《論語》只出六期。編者很快公然表達持久辦刊的決計：“時局不寧，謠諑繁興，令人悚然危懼。有人謂我們在想做孔子，有人謂《論語》備出到六期罷了。關于后者，我們可以包管盡無其事，夭折非人生愿看之一。我們是在焚噴鼻祝《論語》萬歲。”（《編纂后記》，《論語》第三期，1932年10月16日出書）至1933年3月，《論語》已是公認的滯銷刊物。那時在無錫出書的《人報旬刊》上，曾有關于《論語》銷量的報道：“林語堂所編《論語》以風趣自吹，一叫驚人。俏皮口實，常被人采用，作為‘今典’，所以，趨時的常識分子，就少不得略破慳囊，以資不雅摩，于是我們的《論語》銷行到三萬份以上之廣了。”（風信《〈論語〉滯銷》，《人報旬刊》一卷二期 ，1933年）《論語》可以或許滯銷，除了內在的事務受接待外，也離不開闢行渠道的助力。《論語》初期的刊行渠道，應與《時期》共享，此后漸次擴展。《論語》第四期（1932年11月1日出書）的封二上，具體列出了各地代售處的名單，分為本埠、外地與國外，合計六十一家。第五期（1932年11月16日出書）列出的代售處增添至六十三家，第六期則激增至九十九家。北至北平，南至瓊州，西至成都，以及美國、南洋等地，都有《論語》的經銷處。且不說通邑年夜都，彼時邊疆小城達州出書的《詹詹》旬刊上也呈現推舉《論語》的文字：“以客不雅之立場指出社會之牴觸，以風趣文字顯示人生之真偽。”（《詹詹》旬刊，1933年第二期）《論語》盛行之廣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1933年2月16日，《論語》第十一期出書，版權信息與先前有了一點分歧。刪往了司理孫斯叫的名字，增加了“刊行——邵浩文”，印刷所由“中國迷信公司”變為“時期印刷公司”。“總代刊行”還是“中國美術發行社”。邵浩文即邵洵美，時期印刷公司是其自有的印刷所。邵洵美成為《論語》的刊行人，表白《論語》的本錢構造與運作方法產生了變更。對此，章克標有如下記敘：
出到第十期時，又議定前提，讓給邵洵美小我蒙受，編纂的支取編纂費卻仍還是，而稿子則付出稿費，以千字三元盤算。這是和原來預約下訂的不合錯誤了，原來主意至多五元，不然不付分文的。十期以前之稿，因自辦故，均不付稿費，議計未來有好處時再算作股份，編纂則每月補助百元耳……因在《論語》回洵美擔任，暫付稿費三元之時，曾決議待銷行有增添，再加稿費的。（現在，決議千字五元，暫不付給，到了十一期起，則先以千字三元盤算后，一向沒有更動，而銷路差未幾增添一倍了。）（章克標《林語堂師長教師臺核》）
前文說過，《論語》的初始股東，并非人人都現實出資，有些只是掛名。此中，邵洵美與林語堂是年夜股東，各占非常之二，絕對控股。是以，所謂“議定前提”，邵與林應有較多的話事權。議定的前提有三。一是自第十一期起，《論語》由同人合資改為邵洵美全資。這般《論語》的一切權就回于邵氏。關于此事，林語堂曾回想：“我在上海辦《論語》年夜賺其錢時，有一個印刷股東以為這個雜志應該回他一切。我說：‘那么，由你辦吧。’我那位伴侶接曩昔。”（林語堂《林語堂自傳》，93頁）活潑于三十年月海上文壇的曹聚仁暮年亦說：“論語社乃是十人合資的無限公司，而邵洵美自有權力據《論語》為獨家財富的。”（曹聚仁《我與我的世界》，北岳文藝出書社2001年2月版，510頁）二是編纂（林語堂）照舊支付編纂補助，數額不變，仍為每月百元。林語堂之前是年夜股東，現在轉為投資人聘任的主編，相當于合同制，構成相似老板與雇員的關系。邵洵美在《論語一年》中說：“到了十幾期以后，方由林語堂師長教師來接替。”（邵洵美《論語一年》）邵所言林語堂接編的時光點，應是從其獨資《論語》時算起；三是開端付出稿費，每千字三元，少于最後議定的千字五元。關于稿費與編纂費，章克標暮年曾說：“開首并沒有提到編纂費與稿酬，大師也并沒有拿錢付錢的意思，滿是喜好的玩玩兒的性質，沒有想瑜伽教室到什么經濟好處。”（章克標《世紀揮手》，174頁）對比之下，可以看出章暮年回想有所掉真。《論語》準備時，眾倡議人不只說起編纂費與稿費，還擬定了尺度，編纂費為每月百元，稿費為千字五元。由于雜志草創而本錢無限，有賴于同人忘我襄助，就只給編纂費而暫不付出內稿稿費，稿費待雜志盈利之后再盤算為股本。但此一預計并沒有完成，由於《論語》改由邵洵美獨資，“對以前的十期采用了‘既往不咎’的措施，一概不算舊賬，算是大師為‘創業維艱’盡的任務”（章克標《世紀揮手》，176頁）。
邵洵美自力刊行《論語》，僅僅一期。第十二期（1933年3月1日出書）的版權信息又有更迭，“刊行”與“總刊行”均署中國美術發行社。發行社之前是“總代刊行”，現在“代”字往失落，即表白發行社由代表方轉為一切者。至于將“刊行”與“總刊行”離開，乃因“刊行”在此處的寄義近于“出書”，而“總刊行”則就“營銷”而言。第十二期的封底，《時期》與《論語》的市場行銷攜手而刊，以“中國兩年夜廉價刊物”為賣點，并發布“聯定優待措施”，也宣示兩份刊物現在同屬一個店主，在營銷上可以聯繫關係操縱，彼此加持。耐人尋味的是，邵洵美何故在獲得《論語》運營權之后，又敏捷轉給中國美術發行社？邵洵美是全部權力讓渡，完整離開關系；仍是隱于幕后，應用發行社的資本運營一切，今朝未見明白史料，猶待進一個步驟考據。
1933年11月1日，中國美術發行社改組為時期圖書股份無限公司，是日出書的《論語》第二十八期上，“總刊行”也就改為時期圖書公司。至此，才可說《論語》是時期公司出書刊行之雜志。